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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一个世纪的岁月里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始终不忘初心跟党走。当年的一群“90后”奔赴心中理想，改变中国面貌，呼唤国人觉醒。

    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之一俞秀松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坚定了革命的信念，他的人生选择是“要做一个有利于国、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的人”，这个精神路标激励后来者救国救民，接续奋斗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近日专访俞秀松继子、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副会长俞敏。

    “从此不想做个学问家，情愿做个‘举世唾骂’的革命家”

    100多年前的中国，社会黑暗、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。俞秀松的父亲是一个清末秀才，思想开明，提倡新学。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，俞秀松自小就喜欢看英雄主义小说，也为他的崇高人生理想埋下了伏笔。

    “俞秀松在读小学时就喜欢挑头儿，面对村里的一些不法奸商，他能够带着小伙伴进行斗争。”俞敏用了20多年搜集、整理父亲生平资料，在他看来，俞秀松从小就崇拜英雄，正义感满满。

    17岁那年，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院。彼时的中国，正处于思想饥荒的年代，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，人们以无比的热情向西方寻找着救国救民的真理。这时，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，《新青年》的诞生，也使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，成为一群热血青年的信仰之灯，照耀他们救亡图存之路。

    从浙江诸暨农村来到杭州，俞秀松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知识、新思想，不断刷新认知。俞敏说：“《新青年》对中国青年的启蒙起了很大作用，俞秀松在浙江一师读书时，学校订了大概400多份《新青年》等进步刊物。”

    1919年，北京学生掀起“五四爱国运动”的消息传到杭州，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的爱国热情被彻底点燃。作为杭州学生运动的先锋，他走上街头，高呼“外争国权，内惩国贼”。青年学生们也开始思考和探讨：究竟怎样才能救中国？

    为了宣传新文化、新思想，俞秀松和同学夏衍等创办了《浙江新潮》。作为主编，俞秀松在《发刊词》中提出了改造旧社会，实现理想中的“自由”“互助”“劳动”新社会的战斗目标。

    “父亲等一群刚从封建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青年，认为要先把旧的家庭制度推翻，然后才能建立新社会。”在俞敏看来，这样的思想与当代的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的初心一脉相承。

    当时的《浙江新潮》有多火？俞敏介绍，它不仅被称为“杭州学生界破天荒的出版物”，还成了陈独秀与俞秀松相识的“纽带”，毛泽东甚至是《浙江新潮》在湖南地区的发行人。不久后，《浙江新潮》刊发的一些激进言论戳痛了北洋军阀，引发轩然大波，最终遭到查禁，俞秀松等人也被迫离开学校。

    那时，俞秀松的一位老乡劝他回到家乡，但他收到信后却很生气，回信称，“我不是浙江人，也不是什么诸暨人，我走到哪儿就是哪里的人”。与此同时，俞秀松正在反抗家庭包办婚姻。1919年底，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    俞秀松离开杭州奔赴北京，在陈独秀的介绍下，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，和进步青年一起立志终身做工、终身读书、改造社会、建设“新生活”，寻求“社会主义”。然而，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却很残酷：因遭遇“经济危机”，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    在俞敏看来，正是这段时期的经历，让父亲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，“他在那时候就已经树立志向，要救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从此不想做个学问家，情愿做个‘举世唾骂’的革命家”。

    当代青年要投身时代发展的潮流中

    从俞秀松留下的书信中，俞敏发现，“他多次提到，‘我的志愿是做一个有利于国、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的人’。受过良好教育，又目睹了当时社会的现状，他也真的做了一个东南西北的人。和很多先辈一样，为解放中国，为老百姓的幸福，俞秀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”。

    北京工读互助团任务失败后，经李大钊介绍，俞秀松来到上海，参加了进步刊物《星期评论》社的工作。随后，陈独秀也把《新青年》杂志搬到了上海，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俞秀松成为其中一员，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。

    俞敏谈到，“父亲从北京到了上海，他的见识更广了，他也逐步认识到，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打倒军阀，打倒帝国主义，这样才能够实现他的‘要救中国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’的目标”。

    当时的上海，已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，全国的热血青年纷纷慕名前来，成为进步人士最集中、思想最活跃的地方。共产国际派维金斯基一行来到上海，与陈独秀、李大钊等酝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。随后，负责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时，21岁的俞秀松作为党组织最年轻的成员，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，带领当时的一群“后浪”进行革命。

    一个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，一个在新渔阳里6号，相隔近百米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几乎同时产生。不过在当时，共产党的很多活动不可以完全公开进行，可以半公开进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便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其中，中国共产党委托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外国语学社，成为最早的人才培训基地，培养了刘少奇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曹靖华等一大批进步青年。

    在俞敏看来，俞秀松能够被陈独秀委以重任并非偶然，“陈独秀欣赏父亲身上的韧劲和诚实办事的精神”。那一时期，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也被交给俞秀松，由他转交给陈独秀出版发行。

    俞敏说：“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让苏联成为几乎所有进步青年的心中向往。仿照苏联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成立了，很多青年在团组织下开始学习革命思想、革命理论和外语。当时的青年，有爱国热忱，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好环境，因此，像俞秀松一样的热血青年的抱负得以实现。”

    时光流转，俞秀松的身影不但没有褪色，反而越发清晰。不论是热播剧《觉醒年代》中出现俞秀松的身影，还是在其家乡浙江诸暨的秀松路、秀松公园、秀松中学、秀松故居、新建的俞秀松纪念馆，“秀松精神”正在被广泛传颂。

    俞敏没有见过父亲俞秀松，在俞秀松留下的一封封情真意切的红色家书中，俞敏感受到了父亲对家人和亲友的牵挂，和对革命的执着。“在大家、小家和国家利益的选择中，父亲为了成就天下的老百姓，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。”

    俞敏了解到，作为家中长子，父亲在离开家时就对二伯父说过，“我要等全国的老百姓都有饭吃，我要等讨饭佬也有饭吃，我再回来”。“这句话虽然非常朴素，但它的意义深远。很可惜，全国老百姓不但有饭吃了，生活也越过越好了，但是他一直没有回来”。

    就像照亮黑夜的火把，俞秀松和革命先驱一起，诠释了他们的初心和使命。在对父亲生平资料的整理中，俞敏深切感受到，那一代年轻人为改变中国面貌、呼唤国人觉醒而作出的不懈奋斗，甚至壮烈牺牲的高尚品格。

    他认为：“革命初期的年轻人，在家境不错的情况下，仍旧愿意舍小家、为大家，走上革命道路，其实就是为了心中的信仰和初心。他们心中的宏大目标理想，就是要解放全人类，要把中国的革命进行到底。这些青年的志向也为中国的解放、新中国的建设起到很大的作用。”

    受父亲影响，俞敏在上世纪80年代选择了到团上海市委下辖的市青年宫工作。尽管现在已经退休近十年，他仍在从事青少年党团史教育。他说：“革命时期，俞秀松等年轻一代人身上担负着救亡图存的使命。当代青年，也要把自己的命运同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，投身时代发展的潮流中，把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强大。”